1949年6月15日下午，市政府走廊里传来一句小声的提醒：“市长，禁娼的请愿书又堆满桌子了！” 陈毅扶了扶帽檐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先摆着。”
解放军刚跨过吴淞口，上海摊在眼前是一座疲惫的大机器。机器仍在运转，却缺油少电，齿轮嘎吱作响：两百万难民、十余万失业工人、半封锁的外贸口岸，再加上一张看不见的网——各色帮会、娼妓、暗娼、私娼。光是有登记的妓女就三万多人，连带茶房、脚夫、绸伞匠，吃这碗饭的足足三十万人。外界只看到霓虹与旗袍，真正踩在淤泥里的，却是这些人。
南京、杭州相继解放后，蒋介石让汤恩伯把上海撑半年，结果十天外围战一完，汤就跑了。陈毅带部队进城，枪声停了，可新的战场在市府会议桌上。物价、粮食、黑帮、毒品，件件要命，偏偏“禁娼”呼声最大。许多同志觉得关门最快，关了事便了。陈毅摆手：“这不是把门锁在城里，是把人锁死在街头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他要解决娼妓问题，却先让警卫员“钓鱼”。几个年轻人换了便装，夜里在大世界附近闲逛。老鸨隔街招手：“小先生进来歇歇脚？”等对方亮出身份证件，老鸨脸色煞白。调查回来，报告上这样写：绝大多数姑娘不想接客，只想吃顿饱饭。陈毅叹了一句四川话：“人都勒穷脱哒。”
当年夏天，军管会先拿黑帮开刀。黄金荣、杜月笙的余孽被约谈、被登记；清剿流氓同时，粮食、棉纱、煤炭供应渐有起色。生活有了底气，才谈得上社会改造。1950年春，市府法制处起草《取缔娼妓暂行办法》，核心是“救济为主、收容为辅”。条款还没印刷完，就有人拍桌子：“花这钱，不如全关！”陈毅回答：“关门不要钱？人一散，会闹事。救人，才省钱。”
1951年1月，首批“妇女劳动教养所”在闸北一处旧兵营设立。食堂、澡堂、医务室全是新修的。姑娘们进来先体检，梅毒、肺结核一并诊治。有人说办这个是“养懒人”，陈毅在内部会上反问：“她们若有路走，谁愿意躺在红灯下？”会场静得能听到铅笔滚落。
暗娼问题仍然顽固。陈毅索性扩大“钓鱼”行动：公安局挑了百余名便衣，分赴法租界旧址、黄河路、北四川路。一周之内，登记收容四千余人。外界只知抓得快，却不知抓进来之后的安排。纺织厂招工缺人，每日工时八小时；还有福利院招护理员；甚至郊区合作社也来挑女工。“我们不是处罚，是换条路。”陈毅对记者这么说，这句话后来登上《解放日报》头版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姑娘改行后，市府还替她们张罗婚事。虹口一个车床工小刘，与在教养所学缝纫的阿玲成了亲，婚礼那天，街坊凑了三桌，一点也没提她旧事。这样的喜事，三个月就办了两百多起。社会舆论的风向由疑虑转为支持，连租界旧警察局里的老洋行职员都感慨：“共产党是真想把人往好里带。”
禁娼令正式公布是在1951年11月25日。那天下着小雨，外白渡桥边还残留着欧战时的铁丝网，红色布告却贴得整整齐齐：自即日起，全市妓院一律关闭。街面并未出现骚乱，最紧张的反倒是公安民警——怕有人聚众闹事。结果夜色里静得出奇，弄堂尽头只剩梆子声，告诉市民新秩序已起航。
政策落地后并非一帆风顺，零星私娼仍在暗处活动。陈毅再次开会，他把卷烟按在烟缸里：“剃头挑子一头热不行，得有群众力量。”于是里弄组长、居委会阿姨成了第二道防线，只要发现陌生男女长时间逗留，先劝后报。几个月下来，私娼案件锐减七成。
1953年底，市公检法联合统计：历时三年，上海登记娼妓销号率达百分之九十八，两万多人重新就业。有人质疑成本太高，财务科列出数字：医药费、培训费、住宿费共计两百八十七万元，而严厉禁娼可能引发的治安支出预估要翻倍。数据摆在那，异议少了。
我个人觉得，陈毅这套组合拳最可贵的不是手段新奇，而是抓住了“生计”二字。禁止容易，解决活路难。他选择花时间、花银子，先让城市稳住，再动这根最敏感的神经。这份耐心和算计，正是军事家身上的另一种锋芒。
1955年授衔典礼，陈毅戴上元帅肩章。有人在台下悄声议论：“他当市长也有一套。”确实，从枪林弹雨到弄堂深处，他始终念着同一句话——“救人”。历史不会忘记，上海这座城市的灯火，曾因一个“不鲁莽”的决定而更加明亮。